作文地带题目：商鞅变法与秦始秦统一天下
文章细节：作文地带整理 标题：商鞅变法与秦始秦统一天下
商鞅变法
曾经有一位学者说过这样的话：“我要把商鞅商鞅推为民族英雄，并记中华民族首功，肯定有人反对。但我还是要说，中华民族的统一，商鞅功不可磨。”对于这样的评价，我是绝对同意的。
“治世不一道，使国不法古”
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周显五八年，孝公渠梁下令求贤，广泛征召能献奇计使秦国强大的人才。求贤令一传开，惊动了一个魏国人。他就是战国中期大改革家商鞅。商鞅（约公元前390—公元338) 战国时期政治家，教育名人。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任秦左庶长，旋升大良造。公元前340年，封于商15邑，号商君，因称商鞅。秦孝公亡，商鞅遭车裂。
商鞅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要求，从其“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论点出发，强调教育改革，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是重农战，要富国强兵就必须进行法制宣传，培养法治人才。商鞅抨击了提倡以诗、书、礼、乐为教育内容的儒家，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要用鼓励耕战为内容的法治教育代替“先王之教”；认为法治是德治的基础，法令必须“明白易知”；应以法官为师，给民众解释法令，使“万民皆知所辟就”，把教育作为宣传法制和培养法治人才的工具。 商鞅着有《商君书》。商鞅为何遭车裂呢？！
从骨子里讲，中国古代是一个相当保守的社会，故而变法维新之 士，鲜有善终者。这头一个，就要属商鞅了。
商鞅是卫国的公族，自幼拜李悝为师，好刑名之术。学成后先到魏国，为魏相公叔痤门客。公叔痤临死前，向魏惠王推荐商鞅，说此 人尽管年轻，但有奇才，可用之为相，若不用，必杀之，勿令出境。 魏王以为公叔痤病重，在说胡话。结果既没有用，也没有杀，而是放 他去了秦国。他带着老师李悝的《法经》，离开魏国，西入秦国，到秦都雍，进见孝公。商鞅初见孝公，先献三代的“帝王之道”，继献齐桓、晋文的“霸道”，都不合孝公之意。孝公认为要实现“帝王之道”或“霸道”需时太长，不能迅速改变秦国落后的局面。商鞅了解了孝公的意图后，再献“强国之术”，孝公大悦，于是录用了商鞅。到了第三年（公元前359年），商鞅摸清了秦国国情，向孝公提出变法革新，尽管遇到了很大阻力，但商鞅据理力争，坚持“治世不一道，使国不法古”的主张，经过激烈的论战，商鞅取胜，变法获得通过。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商鞅在秦孝公元年入秦，三年变法， 五年为左庶长，十年为大良造。二十二年，商鞅迫使魏国献河西之地与秦苟和，魏惠王这才恍然大悟，叹曰：“寡人恨不用公孙痤之言也！”当然了，商鞅的最大贡献并不是用兵，而是变法。在秦国的二十 几年里，他曾经两次变法，终于使秦国崛起西戎，虎视关内，为之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推行如此重要的变法，自非易事。为了确保新法的制定，商鞅首先必须取信于君。为了说服孝公，商鞅曾与甘龙、杜挚等要臣进行过 一场激烈的辩论。针对甘、杜等人的陈辞滥调，商鞅既总结了“三代 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历史经验，又申明了“法者所以爱 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 民，不循其礼”的现实意义，从而最终赢得了孝公的信任。为了确保新法的实施，商鞅不仅要取信于君，还要取信于民。在 新法颁布之前，商鞅在国都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告谕市民： 谁要能将它搬到北门，便可得到十金的奖赏。看热闹的人大都不信， 以为哪有这等好事！于是商鞅干脆将赏钱提高到五十金。结果有一人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木头扛到了北门，果真得到五十金的奖赏。此事 传遍了整个秦国，人们始知以赏善罚恶为主要内容的商鞅变法，这回 是要动真格的了。
商鞅发现秦国的土地和劳动力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因秦地广人少，很多荒地尚待开垦；但在国内却是游荡混饭吃的多，舍农经商的多，尤其是高官厚禄的贵族之家，养了一群不参加农业生产吃闲饭的人，还占了很多土地。他把这些人统统看作是伤农弱国的“淫游食之民”。他认为国家富强就靠农民和战士，必须禁绝淫游食之民，使举国上下专力农耕和为国而战，这是治国的根本要领。针对束缚和妨害生产力发展的贵族制度和游食习俗，商鞅确立奖励农战的方针，以打击淫民的重点，一步一步实施改革。
首先“修刑”，即改革刑法，取得变法的法律保证。他改“刑不上大夫”的旧法为“法不阿贵”、“刑无等级”，从而剥夺了贵族的政治特权，地位降同普通平民。他又制定轻罪重罚法，即使仅在街道上乱弃灰土，也要处于“黥”（在脸上刺字）的重刑，以此加强了变法的权威，保证了变法的贯彻实施。
然后，禁止大家族聚居，建立什伍连坐制。法令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凡民有二男劳力以上的都必须分居，独立编户，那些养着一大群吃闲饭的人的贵族之家显然首当其冲。同时按军事组织把全国吏民编制起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不准擅自迁居，相互监督，相互检举，若不揭发，十家连坐。这种严苛的法律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不过因此就没人到处神游了，国家直接控制了全国的劳动力，保证了赋税收入。
商鞅还取消了官禄世袭的原则，重新制定了以军功为晋级原则的二十等爵制，以奖励耕战。按照新军功爵制，不论是谁，都须建立军功才能获得爵位，获爵得依次定额占田，才可做官。有爵是良民，无爵是贱民。奴隶作战勇敢，赐爵升为良民，斩首一级，赐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农奴一人。努力农业生产，向国家缴纳粮食布帛多的，也是军功。弃农经商的，务农偷懒造成贫穷交不出租税的，取消良民身份，罚作官奴婢。至于宗室贵族，没有军功，同样不得则爵占田，世卿世爵制度被废除。这样，商鞅可以根据军功原则和封建爵制，合法地剥夺淫民之田，奖励给有功的人。
公元前350年，秦徒都咸阳，普遍推行县制。商鞅把许多乡、邑聚合并成县，全国共建县41个，首长由中央派任，直属国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它既加强了对农民的统治，也增强了对贵族、“淫民”的打击力量。
最后，商鞅在全国普遍地夺淫民之田，来奖励耕战有功的新兴地主和农民，他把贵族的封疆（大田界）、阡陌（小田界）全部打开，收归国有，然后按军功爵禄重新分配，重划田界，强迫贵族和普通农民一样平均负担国家的赋税，剥夺了他们“不课不纳”的经济特权。为了保证赋税平均，商鞅同时颁布标准的度量衡器，统一了度量衡。
商鞅的这些改革措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秦国得以富强起来，为秦始皇兼并六国奠定了基础。公元前338年，孝公死，商鞅遭到了反对者车裂，其重要政见经后人整理，成《商君书》29篇，《汉书·艺文志》有着录，今存24篇。
“秦人不怜”
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 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便是改革会遭到阻力的真正原 因。由于废除井田、奖励耕战等改革措施触犯了贵族阶层对土地和官 职所一向具有的垄断特权，因而便遭到了以太子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 的强烈反对。但是商鞅并没有被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所吓倒，他认为法 律的制定，并不只是用来制裁老百姓的，自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因而主张首先惩办那两位唆使太子违抗新法的老师。结果，公孙贾的 脸上被刻上了墨字，公子虔则因屡教不改而被割掉了鼻子。商鞅此举， 确实起到了“杀鸡给猴看”的作用。人们看到，就连太子的老师都逃 脱不了法律的制裁，于是再也不敢抱有任何侥幸的心理了。经过商鞅 的这番努力，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 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但是，任何社会实践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变法维新更是如此。秦 孝公的死，使商鞅失去了权力基础，继位的太子在保守派的支持下卷 土重来，对商鞅施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不仅以诬告陷害的方式迫使商鞅谋反，而且以最最残酷的暴行，将他五马分尸了。商鞅虽然惨遭 不幸，但他所开创的变法大业却因顺应了历史潮流而成不可逆转之势， 并最终对秦朝的统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商鞅“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他用简单粗暴政治手段来处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焚烧《诗》《书》，实行愚民 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甚至推行连坐法而刑及无辜等等，都曾产生过 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也正是由于这一影响，致使他死于贵族的报复 而“秦人不怜”，甚至不被司马迁以降的许多历史学家真正理解，不亦令人叹惜！
“固法学之银子，而政治家之雄也”
秦国本来僻处西边，无论政治、经济或文化都比中原各国落后，其由弱转强和商鞅变法有重要的关系。商鞅原是卫国贵族的后裔，后来得到秦孝公的信任，被封为左庶长,在秦国主持变法。他于公元前359年、350年先后两次颁布变法措施，主要内容是：开阡陌，废井田，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取消贵族世卿世禄制，按军功授田；推行县制，在秦境内设立三十一县；编定户籍，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实行连坐。秦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日益成为「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的强国，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战国末年，周室已接近崩溃。秦便于公元前256年出兵兼并王畿，灭亡了东周王朝。不久，秦王嬴政即位，更加紧进行兼并之事业。他用了十年时间，先后灭亡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终于公元前221年结束战国时代，使中国归于一统。
商鞅变法为秦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秦始皇实行的许多重大政策正是从“商君法”发展而来。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典型、最深刻、最彻底的一次政治改革，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如果人类不懂得改革，就不会使双手从爬行中解放出来；中华民族不懂得改革，就会永远停留在北京猿人阶段上，社会就会停滞不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无从谈起。
改革这个观念，并非是近代才有，也不是西方传入的舶来品，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早就有之。在最早的哲学经典《周易》中，便有“易”、“变”、“改”、“革”和“革故鼎新”（就是除旧立新），革旧从新，以及“损益”（就是损旧益新，意义相同）、“改易”、“改革”、“变法”、“变易”、“改弦易辙”的观点和主张，史书记载屡见不鲜。历朝历代都有人鼓吹改革，宣传改革，实施改革，从未中断过。而在我国历史上的改革浪潮中，尤其以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推行的商鞅变法最为彻底而持久，对中国的历史影响也最为深远。
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儒家思想，使得中国社会发展极为缓慢，寥若星辰的改革家就更显得难能可贵，因而，作为中国著名改革变法的倡导者商鞅，理应占据高位。
后世学者认为，商鞅最大的贡献在于确立了君主集权制、郡县制、官僚爵位制、“什伍”编户。刑律。土地私有和一夫一妻式小农经济形式。由于这些成果在秦灭亡以后仍被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所继承发展，故而可以说商鞅变法不仅“为秦开帝业”，而且更为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从秦孝公到始皇帝，秦国六世君主所创建经营的“帝业”只传了二世就迅速灭亡了。汉代历史学家在总结这一教训时认为，这是由于秦统治者没有像汤、武那样“逆取而以顺守之”、“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其实，这一观点源于《商君书·开塞》篇：“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力，持之以义。”如果说“持之以义”是“长治久安”之道，那幺商鞅早已在自己的著作中为秦统一天下以后的“长治久安”埋下了种子。但是，这颗种子被深埋在商鞅学说关于“力”与“德”、“法”与“义”尖锐对立的大量论述中，大秦帝国还没有发现它就如山坍塌了。
实际上，秦王朝的灭亡只是君主集仅制和土地私有制在其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结果，秦以后的历代王朝也终究不能逃脱这一命运，而秦不过是迅速经历了治乱兴衰的一个轮回而已。秦柞短促的直接责任固然不在商鞅，但他专制。狭隘的功利主义文化政策，对传统文明特别是伦理道德的忽视，却正是强秦速亡的一个最大导至于商鞅的车裂而死与千秋功过，历代以来一直为世人所垢玻到了近代，对商鞅的评价才始有转机。章炳麟在其作《九书：商鞅》篇中，除批评商鞅“毁孝梯。败天性”。一进身与交游，诚多可议者”之外，其余都对商鞅作了很高的评价。他为“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大抱不平。梁启超曾主编《中国六大政治家》，其中第二编《商君评传》的作者麦孟华也对商鞅作了极高的评价，称赞商鞅“固法学之银子，而政治家之雄也”。对商鞅功过以及商鞅之死的不同评说，反映了中国历史的进化与变迁。如果商鞅地下有灵，听到两千多年后近人的评说，或许终于可以瞑目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
封建帝制的确立——秦始皇统一中国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虽然也存在过夏商周等名义上统一的国家，但是不论从民族形态、政治结构还是社会经济形式来看，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中华帝国的形成，是从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开始的。而且从秦始皇开始，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也确立下来，一直被沿用到清代。
“德迈三皇，功过五帝”
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嬴姓，名政。秦庄襄王之子。13岁即王位，39岁称帝。战国末年，秦国实力最强，已具备统一东方六国的条件。秦王政初即位时，国政为相国吕不韦所把持。公元前238年，他亲理国事，免除吕不韦的相职，并任用尉缭、李斯等人。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
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是他统一六国后采取的一项空前的措施。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原封建割据的国家组织机构，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调整、完善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措施。
首先改“王”为“皇帝”。春秋战国时期的最高统治者一般都称为“王”，但秦统一中国以后，秦始皇觉得自己是“德迈三皇，功过五帝”，“王”已不足以显示其尊贵，便令臣下议帝号，诸大臣博士商议的结果认为“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因此上尊号为“泰皇”。然而秦始皇仍不满意，单取一个“皇”字，同时又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自此“皇帝”就代替“王”而成为最高统治者的称谓。而秦始皇就成了中国历史了第一位皇帝。始皇又下令取消谥法，不准下一代皇帝给上一代皇帝起谥号，自称为“始皇帝”，并安排好自己死后儿孙继位，“后世以计数”，称为“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为显示皇帝的威尊和与众不同，从秦代开始规定了一套制度，如皇帝的命为“制”，令为“诏”，文字中不准提起皇帝名字。皇帝自称“朕”，印章称“玺”，而一般民众再不许使用“朕”、“玺”二字。此外，还制定了一套服饰制度。
第二，加强中央政权组织。秦王朝的中央政权是秦国原来的中央政权的延续和扩大，但官职的名称和权力有许多变化：最高统治者是皇帝，皇帝以外，中央最重要的官职是三分，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丞相：战国时秦国原有相、相国，统一全国后，称作丞相，李斯为第一位丞相，乃百官之首。“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太尉：原称尉、国尉，统一全国后称太尉，“金印紫绶，掌武事”，“主五兵”，乃武官之长。御史大夫：秦国原有御史，后置御史大夫“以贰于相”。御史大夫掌监察，“银印青绶，掌副丞相”，其位略次于丞相。
在“三公”之下，有所谓“九卿”，而实际之数并不止九个，大部分为秦原有，少数是统一后新设的：奉常：掌宗庙礼仪，有丞。郎中令：负责皇帝的保卫和传达，下属有大夫、郎中、谒者。卫尉：掌皇宫的警卫部队，有丞。太仆：掌皇室东马。廷尉：掌刑罚，全国最高司法官，有正、左、右监。典客：主管秦王朝统治下的少数民族。宗正：掌宗室亲属事务，有两丞。治粟内史：掌谷货，有两丞。少府：负责供应皇室用之山海池泽之税，有六丞。中尉：负责京师保卫，有两丞。主爵中尉：掌列侯。
秦始皇统治时期，中央集权的重要特点是军政大权独揽于皇帝一人手中。为使大权不致旁落，使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政、军和监察大权，互不统属。如丞相总领朝廷集议和上奏，协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并收阅各地的“上计”。
但统兵之权却属于太尉，而且御史大夫也有权复查大臣的上奏和地方的“上计”。太尉虽名为最高军事长官，但实际只有带兵权，而无调兵权。由于三公互不统属，所以最后决断只能归皇帝一人。
第三，调整地方政权组织。统一后的地方政权组织，主要是推行郡、县、乡、亭四级行政组织。刚统一时，秦分天下为36郡，以后，随着边境的开发和郡治的调整，总郡数最多曾达46郡。郡置守、尉、监，守治民，尉典兵，监御史则负责监督百姓及官吏，职务类似于中央的御史大夫。郡守、郡尉和监御史明确分职，是与中央政权的“三公”明确分职的原则相一致的。郡下为县，县的长官为县令（长），属官有丞。
县以下以乡、亭为单位，“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僥。”乡三老、啬夫、游僥的职责大致与郡的守、尉、监相仿，“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乡以下为亭，亭为秦时重要的地方基层组织。亭有亭长、亭父、求盗各一人，任务是平时练习五兵，接待往来官吏，兼管为政府输送、采购、传递文书等。
秦王朝所推行的封建官僚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大进步，它不仅改变了世袭制，而且取消了“食邑”、“食封”制，规定了每一个官吏俸禄，自丞相至下层官吏皆有定秩，由“二千石”至“斗食”不等。这种制度自秦统一后在全国实行，历封建社会2000年之久而基本未变。
第四，以“五德终始说”为加强统治的思想武器。秦统治者为了欺骗人民，为自己的一统天下寻找正当的理论根据，采用“五德终始说”，宣扬秦代周是水德代替火德。根据“五德”说，“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
“衣服旄旋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
“车同轨，书同文”
除了在政治上建立皇帝制度、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以外，秦始皇在经济、文化等等方面也作了一些统一的工作。
颁布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律令。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发布“使黔首自实田”的律令，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按当时实际占有的田数，向国家呈报，这就意味着秦王朝承认他们的私有权，并给予保护。又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上农除末”，打击非生产性活动，鼓励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政策。这一措施对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封建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秦统一前，货币很复杂，不但形状、大小、轻重不同，而且计算单位也不一致。大致有布钱、刀币、圆钱和郢爰四大系统。除郢爰流行于楚国外，布钱流通于韩、赵、魏；刀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圆钱流通于秦、东周、西周和魏、赵等国，秦统一后，秦始皇下令统一全国货币，以黄金为上币，镒为单位；以方孔有廓圆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称为“半两”钱。这种，圆钱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
秦在统一全国前，度量衡方面的情况与货币也差不多，非常混乱。秦已于商鞅变法时就对度量衡的标准作过统一规定。 全国统一后，秦政府即以秦国的制度为基础，下令统一度量衡，并把诏书铭刻在官府制作的度量衡器上，发至全国，作为标准器。
战国时代处于长期的分裂割据时代，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东方六国文字难写、难认，偏旁组合、上下左右也无一定规律，严重阻碍文化交流。公元前221年，秦世皇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颁行全国。并利用战国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以秦得水德，水色黑，终数六，因而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符传、法冠、舆乘等制度都以六为数。水主阴，阴代表刑杀，于是以此为依据加重严刑酷法的实施。始皇三十四年，下令销毁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禁止私学。随后因求仙药的侯生、卢生逃亡，牵连儒生、方士四百余人，而将其全部坑杀于咸阳。
修驰道堕壁垒。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各地修筑了不少关塞堡垒，同时各国间的道路宽窄也不一致，影响交通往来。秦始皇下令拆除阻碍交通的关塞、堡垒。公元前220年修建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前212年，秦始皇又下令修一条由咸阳直向北伸的“直道”，仅用2年多的时间即告完成。 这些“驰道”、“直道”，再加上西南边疆的“五尺道”以及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的“新道”，构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道路网。后又统一道路和车轨宽度，便利了交通往来。秦统一后采取的以上措施，对于消除封建割据、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展封建经济和文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秦世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对中国历史的走向，无庸讳言，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修建长城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某种象征，但是，只有长城是我们先祖们用手垒起来的，其它都是自然界的造化。2000多年来，总共有20多个王朝和诸侯国家修筑长城，而且许多朝代修筑的长城无论从长度、工程质量和工程规模上都可与秦朝长城匹比甚至超过秦长城。明朝统治者对长城的修筑最为重视。这与当时北方蒙古各部经常纵兵骚扰中原地区有关系。明朝大规模修长城有三次。到1500年前后，明长城全部修完。西起甘肃省的嘉峪关，东到河北省东北部的山海关，经过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等省。它随着山脉的曲折盘旋，绵延6300公里，形成中国北方崇山峻岭上一道气势雄伟的城墙。这一驰名中外的万里长城，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度智能，也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证。
万里长城对阻挡游牧民族的骚扰，保障内地的生产起过一定的作用，从而有利于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万里长城的修筑虽然给当时的劳动群众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并未因此而失去它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劳动人民用血汗和生命换来的，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卓越的创造力量。它是世界上最长最古老和最雄伟的长城。据曾踏上过月球的美国宇航员说，从月球上看中国的万里长城是地球上能用肉眼看得见的两项特大工程之一，不愧为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秦始皇修筑长城
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能和力量的结晶，是人类建筑史上罕见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许多人以为修筑长城是秦始皇开头的，其实，早在战国时期，这项浩大的工程即已开始。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各诸侯国都于险要据点兴建单个的防御城堡及用于传递军情的烽火台等设施，随后逐渐在边境上修筑城墙，把这些城堡等设施联接起来，形成一套有机整体，以抵御外敌的侵扰。楚国于公元前7世纪前后，最早开始这项工作，为防韩、魏而筑起“方城”，以后各国纷纷效仿。如齐国为防楚、越而在泰沂山区筑起齐长城；魏国为防秦国，沿洛水河城筑起魏长城；
赵国为防齐、魏之敌，在漳水一带筑成赵长城。这些都被称为战国长城。除此之外，有的诸侯国，燕、赵、魏国，为抵御北面游牧民族（如东胡、匈奴）南下侵扰，在北方修筑长城。随着六国的相继覆灭，这些长城也失去了它们原有的作用，只是仍能发挥着防止匈奴侵扰的重要作用。
秦国最早的一条长城，修建于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的“堑洛”，沿洛河修筑，以防魏国之敌。秦惠文王更元元年（公元前324年）秦国又筑洛河中游的长城，“筑上郡塞”，这是防御赵国的。秦昭襄王时，又在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防匈奴的侵扰。这段长城由东向北，起自临洮，至今陕西安塞县境时分为两支：一支止于秦国上郡治所肤施附近；一支则到达于内蒙古托克托县十二连城附近的黄河岸旁。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正在从事国内的各项改革，但北方匈奴贵族集团觊觎中原财富，经常南下侵扰，匈奴贵族趁着北方的燕国、赵国的衰落，一步步向中原侵犯，把黄河河套地区大片的土地夺了过去，给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痛苦，同时对秦国的首都咸阳也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当时在群众中就流传着“亡秦者胡也”的说法，可见问题的严重性。秦王政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派大将蒙恬率兵30万讨伐匈奴，夺回河套以南地区。接着又夺回河套以北的阴山一带的大片国土，重新设置九原郡。匈奴贵族的进犯虽然被赶走，但它的实力并未受到彻底的打击，对秦国内地仍有很大的威胁，这就需要时刻防备匈奴人的再次进攻。于是秦始皇决定修筑起一条新的长城。
秦王朝从民间征发大批的民工，同时命令大将蒙括率士卒来修筑长城。这条长城以六国时的秦、赵、燕国北部的原为防御匈奴而修筑的旧长城为基础，修葺、增补，同时又建造不少新的城墙，将它们连接起来，使之屹立于秦王朝的北方。
秦长城西起今甘肃东部,经今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北和辽宁等省、自治区、直抵鸭绿江,长达5000多干米。汉长城更长于秦长城,达l0000余干米。至今,散布在新疆至河北数省、自治区之间的汉长城烽魑遗迹仍处处可见。此后,北魏、隋朝都有修筑长城的记载。公元5～7世纪,北魏、北齐、北周相继修筑的长城各有650、l000和l500干米。公元l2世纪,金代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至外贝加尔地区修筑长4000多千米。明代为防止元代北逸残畲势力南下侵扰,也不断地修筑北方长城。明朝修筑长城的工程延续200多年,初期修建的长城东起鸭绿江,西达祁连山麓,全长7300多干米;中叶以后经过修缮的自山海关至嘉峪关一线的长城比较完好,便被人误为是历史上长城的起点、终点。
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及以后各朝代修建的长城长度相加超过50000干米。所以长城堪称是“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的伟大工程奇迹。修筑长城的工程之巨大,确实惊人,仅以明代修筑的长城估算,需用砖石5000万立方米,土方一亿五干万立方米。如用来铺筑宽l0米、厚35厘米的道路,可以绕地球两周有畲。历代为修筑长城动用的劳动力数量也十分可观。据历史文献记载∶秦代修长械除动用三十至五十万军队外,还征用民夫四五十万人,多时达到一百五十万人。北齐为修长城一次征发民夫一百八十万人。隋史中也有多次征发民夫数万、数十万乃至百万人修长城的记载。
秦始皇大规模修筑长城，保护了中原农耕地区免遭游牧民族的侵略。但是巨大的工程量，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老百姓苦不堪言，加上其它的巨大赋税徭役，终于激起了秦末农民打起义，使得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在经历了短短的两代几十年时间以后就灭亡了。汉代建立以后，又对秦代的政策例如郡县制等进行了改变，实行了分封制，遭到了七国之乱。
举世无双的工程
在秦始皇以后，汉武帝时也曾数次修筑长城,用来保护河套、陇西等地以及东西往来的交通。
长城作为防御工程,它翻山越岭,穿沙漠,过草原,越绝壁,跨河流,其所经之处地形之复杂,所用结构之奇特,在古代建筑工程史上可谓一大奇观。在沙漠地区,干里流沙,缺少砖石,汉长城采用当地出产的砾石和红柳,分修筑充分发挥砾石抗压性能和柳枝的牵拉性能,这两种材料结合砌筑的城体非常坚固,经历两干多年风沙雨雪的冲击,不少地段仍屹立高达数米。在西北黄土高原地区,长城大多用夯土夯筑或土坯垒砌,其坚固程度不亚于砖石。如甘肃的嘉峪关长城墙体,修筑时专门从关西十多公里的黑山挖运黄土,夯筑时使夯口相互咬实,这种墙体土质结合密实,墙体不易变形裂缝。明代修筑长城以用砖、石砌筑和用砖石混合砌筑为主。墙身表面用条石或砖块砌筑,用白灰浆填缝,平整严实,草根、树根很难在缝中生长,墙顶�信潘�,排除雨水保护墙身。
长城在重要的道口、险峻山口、山海交接处设置关城,既可交通,又可防守。在跨越河流的地方,长城下设水关,使河水通过。出于防守的需要,在城身上每隔不远处建有突出的墙台,便于左右射击靠近墙体之敌;相隔一定距离又有敌楼,用来存放武器、粮草和供守卒居住,战时又可用作掩体。在长城沿线还建有独立的烽熔、烽台,用于在有敌来犯时,举火燃烟,传递信息。
长城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自从长城开始修建以来,在长城内外,就演出了许多壮丽的历史活剧。许多惊心动魄的伟大战役就在这里发生,许多改朝换代事都与固守长城的得失有关,可以说大郭中国历史都是在长城内外写就。随着长城内外著名战例的发生,也涌现姑了不少著名人物,包括许多军事家和政治家,大大丰富了长械这座豆古建筑的文化内函。战国时代李牧在赵国主待修建长城并利葡长诫抗击匈奴侵犯,立下丰功伟绩,开创车代壁垒防御战的光辉战例,受到广大人民谢印,为纪念他的功绩,后人在雁门关修筑斧牧洞以为纪念,至今词堂遗址尤存。
万里长城是古代劳动人民智能的结晶。是历代历朝统治者征调千百万人，经过多年艰苦劳动，死亡无数生命，才修建成功的。正如古人留诗：“嬴政驭四海，北筑万里城。民命半为土，白骨乱纵横。”长城的建筑，绝大多数地段是以山脉为基础，随着山势的高低起伏。有的地段是建在距地面1300米左右的高山上。长城本身的高度从5米到10米不等。在山势陡峭的地方，墙身就低一些，较平坦的地方墙身就高一些。墙的外部用砖和石砌成，内部用黄土夯实。长城顶部靠外的一面还修造一条女墙（城墙上的小墙），女墙上留有许多小孔，可以瞭望城外。每隔130米，修造一座碉堡，作为监视哨楼。
在险要地方设置烽火台，一旦发现敌情，便立刻发出警报：白天点燃掺有狼粪的柴草，使浓烟直上云霄；夜里则燃烧加有硫磺和硝石的干柴，使火光通明，以传递紧急军情。
长城沿线地势险峻，施工极其困难。但是，劳动人民克服千难万险，巧妙地利用了自然地形。在山冈地方，就利用山脊作基础，既控制了险要，又便于施工；在河岸和深谷，则利用原来的陡坎和山崖，从外面看来，非常险峻。把大量的土、石、砖运上山岭，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每次修建都动员大量的劳动力。例如，555年，北齐王朝修筑从居庸关到大同一段约450公里的长城，就征调了180万民夫。
在八达岭上发现的一块明朝石碑，上面记载1582年修长城的情况：几千名士兵和民夫，总共才修了70多丈长的地段。可以想见，当时的工程是多幺艰巨。在那万山重迭的山谷中和茫茫无际的荒原上，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顶风冒雨，经受着烈日和严寒，日夜不停地劳动着，建造出举世闻名的宏伟工程。如果把修筑长城的砖石用来改筑成高2米半、宽1米的城墙，可绕地球1周还有余。如果改铺成宽5米左右、厚0．3米左右的公路，就可以绕地球三四周。如果把历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总长度在10万公里以上。
千古毁誉
关于长城的修建，自古有无数的评价。有的人批评长城是中国保守性的写照，长城的修建就是一种防御的姿态，只有弱者才会主动防御。在国力强大的唐代、清代，是根本不需要修建长城的，反而会冲出长城，将势力渗透到长城以外去。但是有的学者就反对这种意见，他们认为，长城并不是一种消极的姿态，而是一种积极的姿态，比如汉代修建长城，就是为了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而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通往西方世界的重要途径，是一种积极的心态的体现。但是不管怎幺样，长城都是中国乃至世界上伟大的工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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