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人类由猿进化为人的决定因素。人类通过劳动对世界进行改造的同时，人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各种感官、思维日益进化、丰富，美感逐渐形成。社会的发展史证实了，人的审美意识和艺术认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应该“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问题”。在原始时期，人们更多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当然不可能形成审美意识。不管科学和艺术的产生与上述中介环节发生过怎样的联系，人类的劳动实践都是其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经过长期的劳动实践，人们开始发明出简单的劳动工具，并对自然界有了最初的“科学认识”。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知识就是在适应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的需要中产生的。我们的祖先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对寒来暑往的季节变化、月亮的圆缺、动物活动的规律、植物生长和成熟的时间，有了一定的认识。正是由于了解了天象的周期变化和物候之间存在的一定关系，于是产生了最初的天文知识；数学是适应丈量土地、测量容积、计算时间和制造器皿的需要而产生的。人们在石器的制造和利用中，已逐渐认识了许多物理和机械性能知识，其中打猎用的投掷武器石矛就很符合动力学原理。中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的乐器如土鼓、石磬、陶钟等说明当时的人们已具有一定的声学知识；炼丹术、冶金、酿酒的发展推动了化学的发展；人们在长期的采集、狩猎和原始农牧业活动中，对动植物逐渐认识，原始农牧业的出现就是人们按照自己的需要、应用生物界的生殖规律知识来控制生物界的一个成果。而这些都有力证明了，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所决定的。
通过一系列劳动经验的积累和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化，人类也逐渐形成了原始的审美经验，使得劳动在艺术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普列汉诺夫（Plekhanov）在他的《没有地址的信》中阐述到，对南民答那峨土著部落中的巴戈包人来说，跳舞是劳动的一种形式。譬如，当他们从事像种植这样的农活时，“男子走在前面，一面跳舞，一面把铁镐插入地里。妇女则跟在他们后面，把谷粒撒到男人们所挖的坑里，用土把它盖好”。就音乐而言，音乐的起源与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生存劳动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其实用功能也早于它的审美功能。当代美国音乐家科普兰（AaronCopland）在《怎样欣赏音乐》一书中特别指出：“如果音乐有个起源，那便是起源于节奏的敲击。”为了协调劳动动作，为了减轻劳动强度，人类发出了原始的有规律、有意义的音调，这就是人类最初的歌唱、最初的节奏，最初的音乐实践。正如《乐记·乐本篇》中所说，“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德国经济学家比歇尔（KarlBiicher）在《劳动与节奏》一书中说到：“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劳动、音乐和诗歌是极其紧密地互相联系着的，然而这三位一体的基本的组成部分是劳动，其余的组成部分只是有从属的意义。”与此同时，人类的生产劳动实践也孕育了原始乐器的雏形。据大量考古发现并证实，人类最早的许多劳动工具、生产用品，成为了最早可使用的乐器。白天随着劳动节奏作响，晚上又成了自娱自乐的乐器。狩猎的哨子，捕兽的石块，粗糙的弓箭，盛水的器皿等，经过了长年累月的演变，逐渐成为了成熟的乐器。无论如何，音乐属于社会现象，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来看，音乐确实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它与劳动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以上的论述可以进一步表明，无论科学与艺术是起源于哪种学说，它们都诞生于人类社会的早期，人类原始的劳动实践对其产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一点确是无可争议的。此刻的生产活动，无论是原始时期所谓的“科学”文化形态还是“艺术”文化形态，都是早期人类从事的一项纯净而又透明的活动，它们反映着人们对于自然界、社会及人类自身最朴素的认识以及在人际交往和生产活动中所产生的最真诚的情感和由衷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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